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认知被彻底颠覆了？一个清官，一个贤妻，怎么就在后世的流传中，变成了一对如此不堪的夫妻呢？据说，这背后源于一场误会。武植早年家贫，曾受过一位同窗好友的接济。后来武植当了官，这位朋友家道中落，前来投奔，希望能谋个一官半职。但武植为官清廉，不愿徇私，只是好酒好菜地招待他，迟迟不提安排工作的事。
这位朋友心生怨恨，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在回乡的路上，为了报复武植，便开始四处编排、散播关于武植夫妻的谣言，把他们塑造成了小说里的丑陋形象 。这些恶意的谣言在民间越传越广，最终被当时的说书人和小说家听了去，成了文学创作的“素材”。
文学中的初次“堕落”
当那些关于武植夫妇的民间谣言传到元末明初的小说家施耐庵耳朵里时，他正在创作一部伟大的作品《水浒传》。这部小说的主题是歌颂英雄好汉，尤其是像武松这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打虎英雄。为了凸显武松有情有义、疾恶如仇的伟岸形象，他需要一个足够邪恶、足够不堪的反面角色来作为衬托。
于是，被民间谣言丑化了的潘金莲，不幸地被选中了。
在 《水浒传》 中，潘金莲的形象被彻底符号化了。她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成了一个推动情节发展的工具，一个代表着“淫”与“恶”的标签。你看书里的描写，施耐庵几乎没有花什么笔墨去探究潘金莲的内心世界。她的出身被设定为贫苦的使女，嫁给武大郎是身不由己；她对英武的武松产生好感，是一种本能的向往；她与西门庆勾结，更多是被王婆一步步引诱和算计。
潘金莲仿佛没有自己的思想，她的行为逻辑非常简单：不满现状，追求欲望，然后走向毁灭。她的存在，就是为了完成几个关键任务：引出西门庆，害死武大郎，最终激怒武松，让武松为兄报仇，犯下命案，从而被逼上梁山。完成了这些任务后，她的生命也就戛然而止了。
可以说，《水浒传》 里的潘金莲，是一个相当扁平的人物。作者对她充满了道德上的批判，却没有给予丝毫的同情和理解。她只是一个用来成就英雄的“垫脚石”，是英雄叙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丑角。这便是潘金莲在文学世界里的第一次“堕落”，她从一个被污蔑的历史原型，变成了一个功能性的、纯粹邪恶的文学符号。
然而，潘金莲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几十年后，另一位伟大的匿名作家，兰陵笑笑生，对这个符号化的女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决定以潘金莲的故事为蓝本，创作一部更为深刻、也更为惊世骇俗的作品。
《金瓶梅》里活生生的潘金莲
如果说 《水浒传》 只是为潘金莲画了一张脸谱，那么 《金瓶梅》 就是将这张脸谱撕下，把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充满复杂人性的女人推到了我们面前。
《金瓶梅》 借用了《水浒传》武松杀嫂的故事框架，但把焦点从英雄武松，完全转移到了潘金莲、西门庆这些“小人物”的世俗生活上。在这部书里，潘金莲不再是配角，而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之一。
《金瓶梅》 里的潘金莲，性格远比《水浒传》中复杂得多。她美艳、聪明、会察言观色，但也善妒、狠毒、充满心计。她不再是被动地被王婆引诱，而是主动地、充满生命力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无论是西门庆的爱，还是在西门庆家中作为小妾的地位和宠幸。她为了争宠，会使尽浑身解数，用尽各种恶毒的手段去打压其他妻妾。她对西门庆，有依附，有欲望，也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真情。
她的一生，就是一场在男权社会大家庭里，为了生存和欲望而进行的惨烈“宫斗”。她的“恶”，不再是 《水浒传》 里那种脸谱化的、纯粹的坏，而是混杂着一个底层女性在绝望环境中的挣扎、不甘和自我毁灭。她既可恨，又可怜。你恨她的歹毒，但当你看到她被西门庆冷落时的孤独，看到她作为一个玩物不被尊重的悲哀时，又会生出一丝同情。
潘金莲为何“必须”是恶女？
为什么她“必须”是恶女？为什么从古至今的社会文化，需要这样一个形象存在？
其实这是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那就是强大的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在那个“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时代，女性被剥夺了独立的人格和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她们的价值被定义为贞洁、顺从和传宗接代。任何对个人情欲的追求，任何对既定命运的反抗，都被视为大逆不道。
她不甘于被困在与武大郎的不幸婚姻里，她大胆地追求自己心仪的对象，她用自己的身体和智慧作为武器，去争夺自己想要的生活。她的行为，在当时的主流价值观看来，是对整个男权社会秩序的公然挑战。
潘金莲成了一个绝佳的道德反面教材，用来告诉世人：看，这就是不守妇道的下场！通过对潘金莲的唾骂和批判，封建礼教的合理性被一次又一次地巩固。
从这个角度看，文学中的潘金莲，不仅仅是一个人，更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